文艺评论 | 《消失的孩子》:“剧本杀”包裹下
编辑:郭超豪
剧集播放前期,讨论度颇高的,是魏晨饰演的袁午。名校毕业的他,原本有着令人艳羡的工作与幸福美满的家庭,可因为沉迷赌博,不仅妻离子散,还连累父母变卖房产还债。由于患上神经官能症,袁午工作受阻,所以当父亲去世后,他一念之差选择藏匿父亲尸体冒领其退休金。从天之骄子沦为藏尸赌徒,他经历了什么?追溯成长轨迹,父母对于其生活起居乃至婚姻的包办、干预,塑造了其懦弱、逃避的个性,间接造成了命运的悲剧。剧集没有用所谓“妈宝男”的标签妖魔化这个人物,而是细腻克制地呈现他在“爱与被爱”中迷失踏错的彷徨与无助,呼应全剧对于家庭情感与教育的主题探讨。
究其收获不错口碑的原因,一方面是对原著小说有着较高的还原度——《海葵》作为首发于网络平台的悬疑小说有着8.6的高评分;另一方面则是通过“剧本杀”式的叙事模式,带给观众更具参与感、沉浸感的观剧体验。不过,《消失的孩子》虽以黑马之姿赢得较高口碑,但距离《开端》和《沉默的真相》等“现象级”还差一口气。值得我们肯定的,是《消失的孩子》或许能在暂别上一个悬疑剧大热周期后,给予后续悬疑创作者以启示——相比于剑走偏锋一味渲染案件的离奇恐怖与夸大“人性之恶”吸睛,以“剧本杀”的叙事创新一样能将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困境讲出“悬疑感”;而更重要的,是让观众在与剧中人一同推理、经历过后,获得向善的温暖力量。
有人说悬疑题材要以奇情、惊悚抓住观众,可这部《消失的孩子》除了最终落网的性侵罪犯,并没有传统悬疑剧中所谓的“终极反派”“全员恶人”,更没有血腥残忍的犯罪呈现与复杂狡诈的阴谋布局。看似“平凡”“普通”,何以牢牢揪住了观众的心?
在这一瓶颈期,《消失的孩子》未必能够成为同题材的标杆、精品,但它的出现为悬疑短剧创作找到了新的发力点——当悬疑回归现实的温情表达,未必会折损推理的锋芒与主题的深刻性,反而在大众共情与讨论中,成为深沉向善的正向力量。
第三重“剧本杀”观感,则来自于剧集在围绕“儿童失踪案”这一主线故事推进同时,更在线索交叠与剧情穿插中,牵出藏尸冒领退休金案、女房东遭遇性侵案。案中案、连环套的结构在悬疑剧创作中并不鲜见,但《消失的孩子》选择的呈现方式,更接近于“剧本杀”支线剧情、支线任务的处理:即案件的关键人物高度重合,彼此关联、互为因果,唯有逐一破解,相互论证,方能让真凶浮出水面。
而随着警方对杨远儿子杨莫失踪的介入调查,涉案人员逐一登场。相比于一般的悬疑剧,剧中人物不多,但都有作案动机和嫌疑,可每个人又似乎都有合理的不在场证明。女警张叶在侦破案件过程中,靠的不是天才般的灵光乍现,或是对于早早锁定嫌疑人后的执着追踪,而是通过拼凑一块块线索拼图,不断排除“干扰项”来找寻真凶。而这一呈现,也与“剧本杀”的游戏进程相似,是为第二重“剧本杀”观感。
“剧本杀”叙事下反思何为“爱的教育”
责任编辑:王彦
《消失的孩子》尚未完结,已经有观众直呼找回昔日国产悬疑剧的追剧惊喜。确实,曾有一度,“悬疑短剧”是国内品质好剧的新锐力量。2017年,一部12集的《无证之罪》上线,让观众看到“悬疑短剧”的魅力。2020年,《沉默的真相》《摩天大楼》《白色月光》等更是密集上线,这些剧集都通过案件推理过程试图折射家庭、情感、职场等诸多话题,在观众中收获不错口碑。而“悬疑短剧”小成本、小体量撬动大市场的成功路径,更使其成为影视创作风头最劲的热门赛道。多个网络平台还专门推出针对悬疑短剧的品牌“悬疑剧场”“迷雾剧场”,无论从投资规模还是演员阵容上均有大幅度提升。
悬疑短剧“集体哑火”?噱头之外更要找准话题发力点
值得肯定的是,主创将“剧本杀”游戏引入影视创作,不只是为给观众带来更加沉浸式的追剧体验,而是在这种叙事逻辑下,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精准再现与深刻洞察,从而凸显对于何为“爱的教育”的反思追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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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以为自己会和那些传统的父亲不一样,能倾尽所有的时间和爱,陪伴他的成长,成为一名好爸爸……可是我自以为是的爱,还是把孩子越推越远。”儿子失踪后,杨远的独白,道出愧疚与自责。对比母亲陶芳给予孩子的外在教育压力,杨远也在有意无意中消耗着孩子的信任。对大人并不起眼的小事,却能够对孩子产生的深重影响。正如他自己所说,可能在孩子走失之前,他已经在一次次食言中把孩子“弄丢了”。